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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是怎么死的？
吴三桂是病逝的。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衡州酷热，吴三桂加之心情不舒，焦虑过重，肝火过盛，便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随后又添了“下痢”病症，太医百般调治，终不见效。
吴三桂便授意心腹大臣，迎接皇孙吴世璠来衡州继位，托付后事。八月十八日深夜，吴三桂在都城衡州（今衡阳）皇宫驾崩，时年六十七岁，只做了五个多月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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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的恋情
有一年，吴三桂随祖父到苏州采购绸缎，闲暇时与苏州好友周仝游览太湖。二人正在茶馆品茶，忽见隔岸游艇上有一位妙龄女子翩翩起舞，歌声优美动听，吴三桂不觉怦然心动。
他问周仝：“这是何方女子，声色超群，令人倾倒？”周仝道：“你有所不知，她叫陈圆圆，是苏州艺美戏班子的当红歌妓，名震江南。”
吴三桂与周仝分别后，心神不定，脑海里总浮现陈圆圆的身影。他无心经商，常借故“与同窗好友相会”，实则跟随艺美班观看演出，以目睹陈圆圆的芳容。陈圆圆每次出场演出，总看见前排座位上有一位英俊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使她六神无主。
她偷偷观看这位青年，仪表堂堂，文质彬彬，从他的衣着打扮看来不像普通人家子弟。后来听老板说，这青年姓吴，叫吴三桂，是将门子弟。陈圆圆每次演出，只要看见吴三桂，便心不由己地暗送秋波。
一日，陈圆圆缷妆后回家，忽听背后人叫，回头看时却是吴三桂，她喜出望外，于是放慢了脚步。吴三桂紧走几步，赶上陈圆圆，约她“春来茶馆”叙话。二人来到茶馆就坐，先客套了一番，要了壶茉莉花茶，边品茶边聊天，互诉爱慕之情。
二人难分难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吴三桂说：“我一定要把你赎出来，娶你为妻，永不分离。”陈圆圆说：“我出身贫贱，不配当你的妻子，只要你对我好，能在身边伺候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二人海誓山盟，私定终生，只等吴三桂父亲应允，再明媒正娶，接陈圆圆进入吴家大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三桂
湘湖旅游度假区的形成演变
在萧山城的西侧，黛色的群山中，荡漾着一片浩渺的碧水，犹如天宫遗落人间的一面宝镜，清澈而明净，清代诗人周起莘称之为“涵虚天镜落灵湖”，这就是湘湖。
湘湖的前身，是由古海湾演变而成的一个潟湖。具体地说，大约在四千年前，也即地质史上的全新世卷转虫海退之初，湘湖一带不是一个湖，而是一个浅海湾。因上承山洪，下纳海潮，海湾口逐渐淤积起大量的泥沙，于是海湾出现沙嘴，并不断地扩大延伸，终于海湾和外海的通道被堵塞，沙嘴之内成为一个潟湖。随后，湖水淡化，成为淡水湖。这个自然形成的淡水湖，称作“西城湖”，最早始载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西城湖的湖盆浅平，岸坡平缓，不仅自然淤积的速度较快，也成为人们开垦的对象。到北宋，西城湖终于湮废殆尽，成为一片低洼、土硗之地。当时，浦阳江经流西小江入海，西城湖四周农田排灌困难，洪涝灾害频繁，“雨则暴涨，稍干曝则渠、巷皆坼。”北宋熙宁（1068～1077）、大观（1107～1110）间，均有县民奏请废田还湖、筑湖蓄水，但因湖畔豪绅的反对，都没有结果。直至政和二年(1112)，新任萧山县令杨时“视山可依，度地可圩，以山为界，筑土为塘”，才在西城湖原址筑起了一个人工湖，实现了人民的夙愿。因其“山秀而疏，水澄而深，邑人谓景之胜若潇湘①然”，遂称之为“湘湖”。
湘湖呈东北至西南的走向，东北部狭长，西南部宽阔，其形状宛若一个长颈葫芦。西南至现闻堰镇东汪村，东北至城西1公里的湫口，长约9.5公里，湖宽0.5～3公里不等，周长约40公里，湖面37002亩（合2467公顷），相当于现今杭州西湖面积的4.5倍。湖水灌溉周围崇化、昭明、来苏、安养、许贤、长兴、新义、夏孝、由化九乡农田146868亩（合9791公顷），被誉为九乡的水仓。湖的四周筑有18个穴口，按时启闭，以便防洪和灌溉。
水能蓄潦容千涧，
旱足分流达九乡。
——《咏湘湖》
旄□随处欢声洽，
禾黍从今生意回。
——《戊寅夏久旱得宋龟山杨公所创湘湖以济》
明吏部尚书、萧山人魏骥的这些诗句，歌颂了杨时兴修水利的功业，写出了湘湖之水在当时解救农田干旱的作用。
湘湖建成之后的第七年，即北宋宣和元年（1119），部分湖豪提出废湖还田的倡议。从此，对湘湖的保湖和废湖之争，延续不断，冲突时起。据《萧山湘湖志》记载，从北宋成湖起至民国16年的800多年中，规模较大的保湖和废湖之争就在20次以上。保湖派常占上风，废湖派屡屡败北。因此，虽然侵占湖利之事常常发生，但是湘湖未遭大规模的破坏。
那时，湘湖能保持较大面积的水域，主要是因为湘湖的排灌功能为农业所需。明萧山县令张懋在立于县门的勒石碑文《萧山湘湖志略》中指出：“（湘湖）实赖潴水，以救旱荒及民之利，与天地齐休。”其次，为防止侵占湖利，以免湘湖湮废，历代禁令甚严，违者重罚，有效地保护了湘湖。如宋淳熙十一年(1184)，湘湖定例放水，凡不按时刻而先自开闸放水者，以“断臂”处分；若私设水闸，夜间盗水者，以“断趾”治罪。宋嘉定六年(1213)，萧山县令郭渊明鉴于有人在湘湖私自建屋，因湖水涨落，边界难定，决定以湖边的土色作辨别，“黄者山土，青黎者湖土”，规定湖身范围以这条“金线”为界，凡侵占湖身者，“治罪充军，其地还官”。明正统五年(1440)定例，凡在湖上种花、养鱼、筑堤、栽笋、盖屋等，全部拆除，土地还官，并按情节轻重治罪。违抗不归还，过期两月，“犯人正身，牢固枷钉，连当房妻小，差人解赴北京、辽东卫，永远充军。” 第三，湘湖以它一湖碧水滋润了万顷良田，受益的九乡人民以及官吏为保存湘湖所作的斗争，有效地阻遏了湘湖的衰亡。清末，埭上（石岩一带）举人黄元寿禀请垦湖，消息传出后，农民、乡绅联合上书请愿，坚决反对，官方只得以禁垦了结。历代挺身保护湘湖的官吏也很多，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明朝中期的魏骥及弟子何舜宾为捍卫湘湖所作的贡献。
尽管如此，湘湖仍然经历了成湖、缩小、乃至湮废的过程。明代以后，是湘湖演变最迅速的时期，其中人为因素起着主要作用。正如清於士达在《湘湖考略》中所说：“沿湖居民，每於山麓沙滩度其可以为住基者，先行插柳，日渐填砌，数年后便可种植，又数年便可筑室，比比皆然，有傍岩依污而种荷者，有缘堤截汇而蓄鱼者。”湖泊渐被蚕食。洪武末年（1397），湖民苏原九因所种之官田坍入江内，借口弥补官田，将上湘湖近江的湖地开垦为田；永乐初年（1403），湖民韩望等也将湖中高地开垦为田，直至景泰四年（1453），才由县丞李孟淳将其全部复湖，罚谷1600石，并晓示禁垦湖中高地。天顺年间（1457～1464），湖畔巨族孙全等占湖为田，退居萧山的吏部尚书魏骥主动承担其清占复湖的重任，共清退湖田7318亩，对孙氏末退完的湖田，授意其门人何舜宾办理。何舜宾遇赦回乡后，对侵占湖利情况一一查明，向上告发，孙氏重贿萧山知县邹鲁，何舜宾被迫害致死。后来何舜宾之子何竞复仇伸冤，邹鲁被处“斩”，孙全被判“劈”，湘湖得以复清。
清道光至同治年间，湘湖西南岸堤塘两次决口，江涂淤入湖内，自定山至青山张一带，逐渐隆起，高出水面，成为绿洲。这片土地约有5华里长，面积达4600余亩（300余公顷）。于是，禁、垦两派就此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禁派坚持“高平去处听从抛荒，低洼去处听从水浸”的原则，反对垦殖沙洲，他们认为湘湖原灌溉九乡农团，沙洲出现以后，蓄水量已经减少，如再垦殖，则势必与原灌溉之田争水。为了3000多亩沙洲而危害九乡农田水利，这是得不偿失。主垦者则认为，自明代开通碛堰山，浦阳江由此而流，再加三江闸等水利设施的建成，依靠湘湖之水灌溉的田亩比宋、元时期已减少一半以上，因此这块绿洲完全可以开垦，况且它土质肥沃，若种植粮食，可以缓解萧山地少人多、米价昂贵的矛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黄元寿拟集资3万银元组织“厚正公司”，以“缴价领地”的办法开垦湘湖荒地，但因主禁者反对而未能实现。7年后，黄元寿认为形势有所变化，再次呈文抚宪，提出了“沧桑改变，明明于古有害而今无害，古宜止而今宜行”的理由，拟集九乡代表合资组织“厚正公司”开垦湘湖荒地，被核准，但随之掀起了轩然大波：先是部分绅士、农民两次上书，阐述开垦之害；继则650余名绅士、农民联合上书40多件，请求禁垦。抚宪怕生事端，批文缓垦。
民国以后，要求驰禁垦湖的舆论大作，尽管传统的主禁派力加干涉，毕竟大势所趋。自然的淤浅和人为的开垦，使湘湖面积日益缩小。据1915年实测，湘湖周长52里有奇，面积22042亩。1927年秋测量，湘湖周长56里162丈，面积约24000余亩。当年，湘湖收归国有，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动学院等单位垦湖种植，于是垦湖迅速扩展。到1931年，上湘湖定山一带巳开垦农田3000～5000亩。到1947年，湘湖面积缩小至1万余亩。
1949年以来，湘湖演变最为激烈，使湖泊型的湘湖转变成了河流型的湘湖。上世纪50年代初，面积万亩左右的湘湖，湖底高程多数在吴淞5米以上，已失去了蓄洪和对附近农田的灌溉作用，这是导致其被整个围垦的主要原因。1965年以前，垦殖是小规模和零星分散的，传统的以湘湖粘土为原料的砖瓦业普遍发展。1965年起，由国家投资，地方政府统一组织，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垦殖。1966年，湘湖面积3040亩，比1949年缩小三分之二以上；一般水深2～2．5米。此后，湖岸又陆续兴建起多处砖瓦厂，挖泥围湖1000余亩，同时自然的淤涨和人为的垦植又使湘湖丧失部分水域，湖面仅存1400余亩，实际上已成为西起小砾山排灌站，东至萧山城西，并连接南沙平原的一条河道，钱塘江上游的淡水由此而输送到萧山北部平原的围垦区，以洗去其土壤的盐分。在整个湘湖区域中，尚存几个面积较大的水域，成为浙江省淡水养殖场和萧山湘湖渔场。
由于众多砖瓦厂的挖土取泥，湘湖区域出现了千疮百孔的泥荡。上世纪90年代，不仅许多厂家因粘土资源穷尽而难以为继，而且国家下达了粘土制砖的禁令，砖瓦厂随之纷纷关闭。于是，湘湖的众多泥荡又放水还糊。现今的湘湖旅游开发度假区首期工程，就是这种条件规划建设的。
跨湖桥文化遗址位于湘湖中心地段的跨湖桥附近。从1990年、2001年与2002年的数次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木器、陶器、骨器、玉器、编织物，以及极为丰富的野生动物遗骨和人工栽培的水稻等植物，并且发现了许多灰坑与柱洞。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发现了一条用整段马尾松挖凿而成的独木舟，以及相关的作坊。
几处遗址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数据测定，均为距今8000～7000年。出土的陶器以釜、甑、豆等炊器为多，装饰手法多样，有彩绘、镂孔、戳印、拍印、刻划、泥点等，大多器壁匀薄、造型规正，部分双腹豆的内外壁、钵盆的内壁漆黑光亮，作工之精，令人惊叹。骨器有耜、镖、镞、哨、针、匕、簪、双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复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端部有圆型插孔用以装柄。骨耜与稻谷颗粒的出土，说明耜耕农业已经诞生。发掘的独木舟，测定为8000年前的遗物，这是世上最早的独木舟，比南非发现的独木舟要早2000年。
据地质水文资料载，全新世初期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距今约1.2万年前，上升到了－60米的位置；到了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5米的高度。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达到高峰，海浪直拍会稽山麓，湘湖一带与宁绍平原一起成了一片海洋。这在跨湖桥文化遗址中，也得到了证明。从跨湖桥文化遗址的地层剖面来看，覆盖遗址的首先是由淡水形成的一层湖相沉积，在湖相沉积层上又覆盖着厚度近1米的海相沉积。这足以说明海侵之时，生活于湘湖一带的先民们不得不退居高地或迁徙他乡，跨湖桥文化则随之衰落与迁移。
跨湖桥遗址发现于1990年夏季。是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接到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教师巫灵霄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位叫郑苗的学生在湘湖检到了文物。第二天，萧山文管会施加农、倪秉章在郑苗的引领下赶赴城厢砖瓦厂的取土现场，遗址被发现。几天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芮国耀、杨楠再次考察现场，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遗址已经历了近20年的取土蚕食，破坏殆尽。在取得砖瓦厂的支持、配合后，当即决定进行抢救性发掘。
当年10～12月之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市文管委办公室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在33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出土了130余件石器、木器、陶器、骨器、玉器等，还发现了橡子窖藏一处及建筑遗迹。发掘结果表明，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在很多方非常独特。考古队将遗址中采集的4个木质标本送往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作了碳十四年代数据测定。结果表明，遗址距今达8000多年。这一结果是突破性的，如果成立，跨湖桥遗址就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比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要早1000年。一时间，考古界对遗址的年代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怀疑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准确性。因此，遗址的首次发掘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考古工作没有持续进行，客观上造成遗址长达10年的沉寂。
2000年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萧山博物馆经过调查又在跨湖桥区域发现了遗址的文化层。于是次年5～7月，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近4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文物，还有许多野生动物遗骨和人工栽培的水稻以及菱角、橡子、毛桃、茶子、杏子、葫芦科等植物。其中决定性成果是一大批可复原的陶器，跨湖桥遗址的特殊文化更有说服力地呈现了出来。为再次验证遗址的年代，考古队特请国内考古界最为权威的北京大学文博院对标本进行碳十四年代数据测定，结果再次证明遗址距今约8000～7000年。2002年3月，浙江省文物局、萧山区人民政府召开了“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一致肯定跨湖桥遗址的学术价值。
遗址的第三次发掘是在2003年10～12月之间进行的，这是继2001年发掘后在其东南侧探测到遗址存在的范围而进行的一次扩大性的发掘。大大出乎考古人员意料的是,在发掘过程中不仅又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以及水稻、茶子等植物标本，而且还发现了一条独木舟，以及相关的作坊。独木舟残长5.6米，宽0.53米，厚2.5～3厘米，系用整根马尾松挖凿而成。独木舟停放在当时的湖泊边上，两侧插着数根木桩，外围散落着几片木桨和若干木材。
考古工作者认为，跨湖桥遗址与周边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和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的面貌决然不同，这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类型的遗址，即“跨湖桥文化”。但是，按考古学惯例，一个遗址要冠以“文化”的命名需两个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点中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跨湖桥遗址要冠名为“文化遗址”，至少要有两个与其同时代、同类型的遗址。为此，2002年暑期开始，萧山博物馆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萧山境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大规模考古调查。2003年5月，经市民倪航祥提供线索，终于在湘湖区域的下孙村发现了同类型的遗址——下孙遗址。下孙遗址600平方米范围内的发掘中，发现了60多个灰坑与柱洞遗迹。灰坑，是当时人们用来储存物品所挖的坑洞。灰坑积物中有较多的鱼类、贝壳类生物残骸，并发现了稻米遗存。遗址表层堆有厚薄不均的沙层，沙层中混杂着大量的海生贝壳类碎末和陶片、石器等人类文化遗物。出土的陶器在形态和种类上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相似。下孙遗址出土的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数据测定，距今8000年左右。于是，“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得以成立。
跨湖桥文化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其意义不同凡响。它是浙江省迄今命名的5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年代最早的一个，将浙江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之前，同时又以独特的文化类型打破了浙江省新石器时代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为纲领的传统格局，因而历史教科书也需重新书写。
跨湖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使人们认识到，浙江境内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绝非以前认识的那么简单，而是由多个源流谱系所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了今后史前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对整体上推进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考古与研究，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吴越相争的古战场
句践祠前日欲晡，
扪萝曲蹬问雄图；
身栖绝峤偏存越，
计就孤臣欲沼吴；
一自乌鸢①辞浙水，
遂令麋鹿入姑苏；
怜今散作花台雨，
西望迷离暗五湖。
——清·张远《城山怀古》
春秋战国末期，湘湖一带属于越国疆域，是吴越相争的主战场之一。
越国的始祖，相传是大禹五世孙夏后帝少康的庶子无余。夏朝中兴后，恐会稽禹陵之祭断绝，乃封无余于越，始称“越”或“于越”。传20余世,允常即位，拓展疆土而称王。允常去世，子句践继位。其时，越国的疆域，大致以浙江为轴心，南至句无，今诸暨与义乌交界处；北至槜李，今嘉兴城南；东至于鄞，今鄞县；西至姑蔑，今衢州、金华等地。吴国，又称“句吴”、“攻吴”，其始祖相传是周文王的兄长吴太伯。因他三让王位于周文王，奔赴荆蛮之地，断发文身，以示不可用，被周武王追封为“吴伯”。传19世，寿梦即位，句吴渐趋强大。到寿梦之孙阖闾时，已成东南一霸。
当时，吴国势力虽强于越国，但新兴的越国对吴国威胁很大，成为吴国的心腹之患。按照吴国宰相伍子胥的说法是：“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忧在于斯，必将为咎。”春秋时期，强国用兵，常胁迫附近小国出人。阖闾五年（前510），吴国既为显示自己的强大，也为试探越国对自己的尊重程度，要求越国出兵伐楚，却遭到越国的拒绝，吴王便出兵伐越，破槜李，败越军，这是吴越两国的首次战争。自此之后，战事频繁。公元前496年，阖闾闻讯越王句践即位，乘机伐越。越王句践迎战于槜李，并使死士挑战。他们前进到吴阵前面，大喊一声，然而一齐用剑自杀。吴军看得目瞪口呆。正在此时，越军一齐猛攻，大败吴师。吴王阖闾被越大夫灵姑浮以戈击中手指，创伤发作，卒于离槜李7里之陉。临终之前，立太子夫差为王。夫差发誓要报仇雪耻，两国仇恨更深。
句践三年（前494），越王闻吴王夫差日夜练兵将以报越，便不听上将军范蠡的劝告，先兴师数万往伐。吴王夫差任伍子胥为大将，悉发精兵迎战。两国水军鏖战于太湖之上。结果，越国水军几乎全军覆没。吴王夫差顺势攻破越都平阳（今绍兴县平水镇平阳村），句践只剩五千甲士，保栖会稽之山。当时，萧山湘湖一带地处浙江（钱塘江）要津，是越国的重要防线和军事要塞，在越王城山筑有固陵城，在北侧的江边筑有铁岭关等，在吴军的节节进攻下，这里便成了越军“保栖”的重要据点。现代学者张宗祥认为：“吴、越之争，首在嘉兴，次则萧山。萧山城山，即以越人立城以守得名。”
越王城山，属天目山余脉，由杭州转塘浮山潜渡钱塘江而入萧山境内，海拔140米。山顶中间低、四面高，宛如城堞。《越绝书》载：“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其所以然者，以其大船军所置也。”从越王城山现存的遗址看，越军沿山脊的自然走向，夯土筑城，周长1091.2米。城垣底部宽10余米，高4米余，下宽上窄。里面2万平方米的小盆地，便是句践调兵遣将的前沿指挥部，称“越王台”。据传，吴军进攻时，将固陵城围困了几天几夜。吴军以为山上乏水，派使者送上咸鱼以讥之。越王明白其用意，即以两条鲜鱼回赠。吴军方知山上有粮有水，易守难攻，遂撤兵。这就是“立马馈鱼”的典故。宋代诗人华镇《城山》诗：“兵家制胜旧多门，赠答雍容亦解纷；缓报一双文锦鲤，坐归十万水犀军”，即咏此。如今，山顶盆地中尚存一方“洗马池”，长约20米，宽10余米，池水清洌。假如立马馈鱼确有其事，那么那一双鲜鱼，应该取于此池。
吴越两国濒江临海，军队均以舟师著称。越军“大船军”的军港，就设在越王城山的西北侧，今白马湖一带。据《百位名人与萧山》一书所述，这里“是越国的水军基地，称固陵军港，由范蠡主持建造。此处进可出钱塘江，并可入太湖水系与吴国争战；退可凭浙江天堑进行防守。军港建成不久，句践于周敬王二十四年起兵拒吴，周敬王二十六年再次出兵拒吴，三十六年出兵助吴攻齐，周敬王三十八兴兵伐吴，而后10年又3次兴兵伐吴，上述7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都是从固陵港出发的。公元前482年，越国在固陵港集中了水手2000人，水师官兵4.7万人，战船数百艘，一路出海入长江，一路经钱塘江直趋苏州，灭掉了吴。以后，越国北上争霸，攻占琅琊，从固陵港出发的戈船（海船）就有300艘。以水军军事活动为建港目的的固陵港，在春秋末期得到迅速发展。它建港之早，规模之大，在我国古代海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与此相关的，是湘湖东北20公里处的航坞山，这里也是越国的军事要塞之一（当时钱塘江流经航坞山与赭山之间入海，航坞山濒临钱塘江）。航坞山，海拔299米，东西宽3公里，南北长约3.5公里，群峰起伏，山坞幽深。据《越绝书》载，越军在这里的设施有“石塘”、“防坞、“杭坞”等处。“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五步，去县四十里②”；“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军也，去县四十里”；“杭坞者，句践航也，二百石长、买卒七士人，度之会夷，去县四十里”。由于句践在航坞山的活动频繁，故航坞山又名“王步山”，民间至今仍如此称呼。此外，在北岸河庄山东麓的“越王浦”，建有“百尺楼”，越军用以观察吴军的动向。
湘湖外围波涛汹涌的钱塘江，既是两军对峙的河界，更是两军厮杀的战场。《越绝书》载：“句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石买为将。耆老、壮长进谏曰：‘夫石买，人与为怨，家与为仇，贪而好利，细人也，无长策。王而用之，国必不遂。’王不听，遂遣之。石买发行至浙江上，斩杀无罪，欲专威服军中，动摇将率，独专其权。士众恐惧，人不自聊。兵法曰：‘视民如婴儿，故可与赴深溪。’士众鱼烂而买不知，尚犹峻法隆刑。子胥独见可夺之证，变为奇谋，或北或南，夜举火击鼓，画陈诈兵，越师溃坠，政令不行，背叛乖离，还报其王，王杀买，谢其师。”这是句践军队继太湖败绩之后的又一次大败仗。
长驱直入吴军，不仅围困了越王城山，还追击越军至湘湖东南10多公里的浦阳江口（当时浦阳江流经西小江入海），而越军则退栖到了附近的越王峥上。据晚清陈德明《绍兴县天乐乡富家墩村志》记载，吴国水师进犯此山时，范蠡率士兵在山顶用巨石将其击退。越王峥，主峰海拔354米，现东属绍兴，西归萧山。山顶曾有“走马岗”、“伏兵路”、“支更楼”、“逍遥天”等故址，据传为越军保栖此山的遗迹，故此山又名“越王山”、“栖山”。明来宏振《春日登越王峥》诗云：
青山滚滚树层层，
句践当年此困兵；
山色隐含倾国恨，
溪流似带请成声；
西施古土犹延庙，
范蠡扁舟尚著名；
徒依竹堂伤往事，
花枝好鸟向人鸣。
综观湘湖一带吴越相争的古战场史料和遗迹，战略地位最为显著，且遗址也保存得较为完整的当推现称越王城山的“固陵城”或“西城”。1990年8月，参加杭州国际百越文化学术研讨会的120多位中外代表，曾对越王城山作过实地考察，一致认为越王城山是目前发现和保存得最完整的春秋末期越国御敌的城堡遗址。1989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越王城山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① 乌鸢，指《乌鸢之歌》。据《吴越春秋·句践入臣外传》载：“越王句践五年五月，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阻道，军陈固陵。越王夫人乃据船哭，顾乌鹊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因哭而歌之曰：‘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兮翩翩。集洲渚兮悠恣，啄虾矫翮兮云间，任阙性兮往还。妾无罪兮负地，有何辜兮遣天！颿颿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又哀吟曰：‘彼飞鸟兮鸢乌，已回翔兮翕苏。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回复翔兮游扬，去复返兮于乎！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迈兮何辜，离我国兮去吴。妾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肠千结兮服膺，于乎哀兮忘食。愿我身兮如马，身翱翔兮矫翼。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
② 去县四十里，距山阴县治（今绍兴城）四十里。
20211215听书笔记：福尔摩斯为什么那么有名？
英国推理小说家柯南·道尔的长篇小说《血字的研究》，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系列”的第一部小说。
柯南·道尔以福尔摩斯为主角，一共创作了56部短篇小说和4部长篇小说，让“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为神探的代名词，也成为文学史和影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形象之一。
福尔摩斯虽然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他却像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一样，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小说中，福尔摩斯租住的公寓——英国伦敦贝克街221B，如今真的被改造成福尔摩斯的“故居”。甚至现在每年有很多人给这个地址寄信，向福尔摩斯求助，希望他能解开自己遇到的离奇案件。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甚至成为一些警察学校的培训教材，小说中的探案理念，也推动了刑侦科学的发展。
这期音频，我会分成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血字的研究》。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福尔摩斯第一次登场，解决的是一个怎样的悬案。第二部分，我们跳出故事，来看看柯南·道尔是如何塑造出福尔摩斯这个家喻户晓的侦探的。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听故事。
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伦敦。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基本上都是以约翰·华生医生的第一人称口吻写成的，这部《血字的研究》也不例外。
华生原本是一名军医，在阿富汗负伤之后被遣送回国调养身体。无所事事的华生四处闲逛，兜里的钱也越来越少。一天华生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前同事，两个人吃饭聊天的时候，华生随口说到，希望能换个便宜又好的房子。
前同事说巧了，早些时候另一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而且那个人已经看好了房子，只是租金很贵，一个人住不起，想要找人合租。华生一听来了兴致，希望前同事介绍他俩认识。前同事倒是一再推脱，说那个人可是个怪人，如果你和他相处不好，千万不要怪我。
华生真是个妙人，听完之后反而更加好奇，一定要见见这位怪人。于是前同事带着华生来到了一所医院的实验室，见到了歇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真的是个奇人，第一次见面，他只看了华生一眼，又和他握了握手，就断言华生最近一定去过阿富汗。
而华生第一次见到福尔摩斯时，他正在捣鼓着蒸馏瓶和试管，欢呼地说自己发现了一种试剂，哪怕是水中混合了一滴血，都可以检验出来。华生作为一名医生，都看不出来这种试剂有什么实用价值。福尔摩斯却说，如果这个实验方法能早点被发现，很多罪犯就不会逍遥法外了。
虽然有点奇怪，但是华生并不感觉福尔摩斯是难相处的人，于是两个人一起搬进了贝克街221B的公寓，成了室友。
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华生的好奇心就越强，他根本弄不明白福尔摩斯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发现福尔摩斯有时闷头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有时则出没在伦敦最底层的贫民窟；有时干脆在家里坐上一天，一言不发，也一动不动。
华生试图从福尔摩斯的知识构成里边找找线索，他总结后发现福尔摩斯的文学、哲学、天文学和政治学知识都相当浅薄，甚至对于日心说都不太了解，但是精通化学，而且有丰富的地质学、植物学、解剖学还有法律知识，擅长棍棒、刀剑和拳术，小提琴还拉得很好。
华生完全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份职业，需要这么个知识结构。不过几天之后，在一次聊天中，福尔摩斯自己揭晓了答案。
福尔摩斯说全世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从事这份职业，他是一个“咨询侦探”，不管是警察还是私人侦探，当他们遇到棘手的案件时，可以来找福尔摩斯咨询，福尔摩斯凭借自己高超的分析推理能力，帮助他们找到真相。
华生听完当然感觉不可思议，于是福尔摩斯提到，两个人初次见面时，他只看一眼，握个手就能确定华生去过阿富汗，实际上就是一次观察和推理。
因为福尔摩斯第一面见华生时，感觉他既有医生的风度，又有军人的气质，推测华生是一名军医。同时发现华生面容憔悴，左臂有点行动不便，看来是在战场上受了伤回来休养，握手时又发现华生手腕的皮肤黑白分明，显然是近期去过炎热地带，那么当时的英国军人会去的炎热战场，就只有阿富汗了。
一番分析之后，华生对福尔摩斯信服了很多，不过他更好奇了，非常想看看福尔摩斯是怎么破案的。福尔摩斯也抱怨，这一阵真的是没有一桩让他感兴趣的疑案。正在此时，福尔摩斯接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苏格兰场（伦敦警察总部）的探长。
连华生都能推测出来，一定是伦敦警方遇到了一桩棘手的案件。
福尔摩斯和华生来到案发现场，这是一栋离街有点距离的空屋，屋外有出租马车的痕迹。屋门大开，屋子里也没有家具陈设，积累的尘土说明屋子多年没有人居住。
地板上躺着死者，是一位男性，衣着整齐，表情狰狞，看起来死前经受了一番痛苦。不过死者身上没有伤痕，屋子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死者的财物也都没被拿走，可见不是抢劫杀人。
警方从死者的衣服里找到了他的名片，死者叫德雷伯，来自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此外还有两封信，一封寄给死者，一封寄给他的秘书斯特兰森，是轮船公司通知两个人轮船启程的日期，可见死者和秘书最近准备乘船一起回美国。
他们在屋子里还发现了一只女性的结婚戒指，以及墙上有用鲜血写的五个字母“RACHE”。
探长给出了一番“精妙”的推理，说这个结婚戒指很关键，证明这个案件与一个女人有关系，墙上这五个字母，就是这个女人的线索，写字的人肯定是想写“Rachel”，没来得及写完，只写了前五个字母。只要找到这个Rachel，就能弄清楚案子。
福尔摩斯狠狠嘲笑了探长，他说“RACHE”在德语里是复仇的意思，别浪费时间找什么Rachel女士了。福尔摩斯对凶手给出了一番推测，包括身高、年龄，甚至穿什么鞋，抽什么烟。警察们却对此不以为然，福尔摩斯只好自己展开调查。
这么一个案子从哪里开始找线索呢？福尔摩斯决定从那枚结婚戒指入手。他在报上登了一个失物招领的广告，说自己是在马路边上见到了这枚戒指，希望能把凶手或者同党引出来。
第二天果然有人找上门来，不过不是凶神恶煞的亡命徒，而是一位老太太。福尔摩斯认为这个老太太肯定跟案子有关系，于是偷偷跟在后边尾随她，过了一阵无功而返，堂堂福尔摩斯竟然把线索跟丢了。
原来，老太太叫了一辆出租马车，福尔摩斯也叫了一辆马车紧随其后，可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前边的马车里边已经空无一人。福尔摩斯推测，这个人根本不是一个老太婆，一定是一个身手敏捷的小伙子伪装的。他在马车行驶的过程中，跳车逃跑了。
这番挫折没有让福尔摩斯感觉低落，遇上一个聪明的对手，让福尔摩斯反而更加兴奋起来。
福尔摩斯知道，单靠他一个人在伦敦城里找线索，无异于大海捞针。于是他找来了一群帮手，让华生感到以外意外的是，这群帮手竟然是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浪儿。
福尔摩斯和华生说，这是“贝克街侦缉小分队”，千万不要小看这帮流浪儿，他们可比一般的侦探还厉害呢。因为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别人对他们也没有戒心，所以什么事情都容易打听出来。
之后，探长带来了消息，死者的秘书斯特兰森，被人在旅馆里谋杀了，现场又发现了“RACHE”的字样。在探长看来，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福尔摩斯看来，最平淡无奇的犯罪，反而是最神秘的，那些超出常规的所谓奇案，其实恰恰是找寻线索的关键点。他已经掌握了这个案子的关键。
探长受不了福尔摩斯的这一番说教，忍不住插话说，现在不是要你介绍工作方法，需要的是抓住凶手，你能把凶手带到我们面前吗？
贝克街侦缉小分队的一个孩子上楼跟福尔摩斯说，你叫的出租马车已经到了。原来，之前福尔摩斯拜托贝克街侦缉小分队去找一位马车夫，福尔摩斯对探长说，这个马车夫就是你要的凶手。
果然，这位马车夫名叫霍普，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血字的研究》这部小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前边的案件，而第二部分，主要是霍普的供述，讲述自己杀人的原因。下面是霍普的故事。
很多年前在美国犹他州有一群摩门教的教徒，他们有着自己独有的教义和生活习惯。摩门教徒们在野外就救下了落难的流浪者约翰·费里尔和他的女儿露茜，并且收留他们共同生活，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改信摩门教。
之后，摩门教徒们定居在犹他州的盐湖城，费里尔有了土地，盖了房子。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庄园主。十多年之后，他更是成了盐湖城里数一数二的富翁。而他的女儿露茜，也从小女孩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一次偶然的机会，露茜认识了一个从外乡来的小伙子霍普，露茜和霍普相互爱慕，但是这桩爱情遭到了当地摩门教会的反对。教会的领袖找来费里尔，说霍普不信摩门教，教会不能允许露茜嫁给一个异教徒。
第二天，两位教会长老的儿子不约而同上门提亲。这两个人，一位是德雷伯，一位是斯特兰森。
当时的摩门教允许一夫多妻，德雷伯和斯特兰森都已经娶了好几位太太，费里尔当然不愿意让露茜嫁给他们任何一个。问题是，得罪了这二位教会长老的儿子，费里尔在盐湖城就待不下去了。于是费里尔打算带着露茜和霍普远走高飞，逃离摩门教的控制。
德雷伯和斯特兰森闻讯前来阻拦，斯特兰森开枪打死了费里尔，德雷伯抢走了露茜，强行和露茜结了婚。露茜伤心欲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郁郁而死。霍普含恨远走，走之前他祭拜了露茜，并带走了露茜的结婚戒指，因为他不能允许露茜戴着这个屈辱的戒指下葬。
从此霍普过上了流浪的生活，他曾经多次秘密回到盐湖城，想要杀死德雷伯和斯特兰森，但是都没有找到机会下手。几年后，霍普得知德雷伯和斯特兰森已经离开美国去了欧洲，他便在欧洲辗转，终于在英国找到了两个仇人。
为了在维持生计的同时还能跟踪仇人，霍普选择成为一名马车夫。终于有一个机会，德雷伯登上了霍普的马车。于是，霍普把德雷伯带到了那座空房子中，拿出露茜的结婚戒指，控诉德雷伯的罪行，并用毒药杀死了德雷伯。
在美国时，霍普听说过一桩悬案，案发现场有人写下了“RACHE”，也就是德语的“复仇”。于是霍普如法炮制，用鲜血写下“RACHE”，想要故布疑阵。但是在慌乱中，霍普把那枚结婚戒指丢在了案发现场。
之后，霍普又潜入斯特兰森的旅馆，用刀杀死斯特兰森，也在现场写下了“RACHE”五个字母。
霍普被抓捕后，依然神情自若，因为这时的他已经身患绝症，时日无多了。还没来得及经受法庭的审判，霍普就去世了。大仇得报的他，去世时脸上流露着平静的笑容。
接下来，就只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福尔摩斯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个凶手的呢？
福尔摩斯向华生复盘了自己的推理过程，就像福尔摩斯所说，所谓奇案，其实恰恰是找寻线索的关键点。凡是异乎寻常的事物，反而是一种线索。
第一个异乎寻常，就是死者身上的东西一点儿都没少，福尔摩斯由此判定，这不是抢劫，很有可能是仇杀，结婚戒指说明这可能和一位女士有关。所以福尔摩斯给美国克利夫兰的警察局长发电报，询问有关死者德雷伯的婚姻问题。回电中说，德雷伯曾经指控过一个叫霍普的旧日情敌，并且请求过法律保护，这个霍普目前正在欧洲。福尔摩斯就迅速把关注点锁定在霍普身上。
第二个异乎寻常，就是福尔摩斯在死亡现场只发现了两个人的痕迹。听到这，你可能会说，这有啥奇怪的，一个死者，一个凶手，本来就是两个人嘛。你别忘了，福尔摩斯在死亡现场的屋子外边发现了出租马车的痕迹。那马车夫去哪了？如果霍普胁迫死者上车，马车夫为什么没有发现异常？霍普又怎么敢大大咧咧当着第三个人实施犯罪呢？由此福尔摩斯推测，霍普自己就是马车夫。
之后福尔摩斯就让贝克街侦缉小分队在全伦敦寻找一个名叫霍普的出租马车夫，这就是福尔摩斯抓住凶手的经过。
第二部分
故事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跳出故事，来看看柯南·道尔是如何塑造出福尔摩斯这个家喻户晓的侦探的。
这要从柯南·道尔自身的经历说起。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柯南·道尔的话，应该是华生的样子，福尔摩斯的心。
你要看柯南·道尔的照片，会发现他留着八字胡，形象严肃，一丝不苟，和后来电影中的华生医生的形象颇为相似。柯南·道尔早先的生涯也和华生有些相似。1859年，柯南·道尔出生在英国爱丁堡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在爱丁堡大学就读医学专业，毕业后在医院实习。为了赚钱补贴家用，柯南·道尔也有一番去海外冒险的经历。不过不是像华生那样去当军医，而是在开往北极圈的捕鲸船上担任船医。一年后回到英国，自己开办起一家小诊所。
不过小诊所的收入并不多，同时，柯南·道尔从小就有一个文学梦，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也为了增加一些收入，柯南·道尔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柯南·道尔的写作生涯起步并不算顺利，在《血字的研究》之前，他已经写过几部小说，但是都没获得什么反响。1886年初，柯南·道尔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侦探小说，也就是这本《血字的研究》。四月份，小说完成，柯南·道尔却发现无处能发表。他把小说寄给杂志社，杂志社说小说太长，建议交给出版社出版；他又把小说寄给出版社，出版社却说这种小说的水平是不够格的。经过几次辗转，一家名叫《比顿圣诞年刊》的杂志，决定以“廉价文学”的定位刊登小说。虽然对定位很不满意，但是柯南·道尔还是接受了条件。《血字的研究》就在1887年冬天的一期《比顿圣诞年刊》上发表了。
顺便说一句，如今这一期《比顿圣诞年刊》成了稀世珍宝，已知的存世量只有30册左右。2007年，苏富比拍卖行拍卖了一本当年的《比顿圣诞年刊》，成交价156000美元，打破了单本杂志拍卖的世界纪录。
只不过，这会儿卖再多钱和柯南·道尔都毫无关系了，当时的柯南·道尔，只获得了25英镑的稿酬。而且小说出版以后反响平平，柯南·道尔自己也有些灰心。
没有想到在两年后，一家美国杂志社给柯南·道尔来信，表示他们对《血字的研究》很感兴趣，他们想约柯南·道尔再写一部福尔摩斯的小说。
顺便说一句，当时这家美国杂志社的负责人还专门来到英国，请柯南·道尔和另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共进晚餐，当面向他们约稿。另一位年轻作家，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正是这场晚餐，使得王尔德写出了他的小说代表作《道林·格雷的画像》，也使得柯南·道尔写出了福尔摩斯系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四签名》。
其实柯南·道尔在写《血字的研究》时，还没有写系列小说的想法，这一次受出版社的邀请，他写出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四签名》，“福尔摩斯”正式成为一个系列小说。
之后，柯南·道尔又在《海滨杂志》上发表了六篇福尔摩斯短篇故事。这一次，柯南·道尔真的借着福尔摩斯声名鹊起了。
写《血字的研究》时，柯南·道尔的稿酬是25英镑，在《海滨杂志》发表小说时，柯南·道尔的稿酬是每个短篇30英镑。当杂志编辑向柯南·道尔约第二批故事时，柯南·道尔干脆把稿酬涨到了每篇50英镑，没有想到，杂志社干干脆脆就答应了。
这时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系列已经有些厌烦，等到杂志社再向他约稿的时候，他干脆开出十二个故事一千英镑的天价，他原本想用这样的方式婉拒杂志社，没有想到，当天编辑就打来电报：“完全接受。”柯南·道尔只好继续创作。
后来，这前十二个短篇和后十二个短篇分别结集出版，就是今天福尔摩斯系列中的《冒险史》和《回忆录》。经过《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冒险史》《回忆录》四本书的努力，柯南·道尔终于使福尔摩斯的形象深入人心。他的作品影响了后世所有的侦探小说作家，改变了侦探小说的历史，为侦探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02年，柯南·道尔被封为爵士。
曾经有人说，福尔摩斯系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侦探小说，这其实是不对的。就在《血字的研究》中，柯南·道尔借福尔摩斯之口，举出了之前的两部侦探小说，分别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和法国作家加博里奥的《勒考克侦探》。不过那时的侦探小说还不能算是一个单独的门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神秘小说、间谍小说混杂在一起，被统称为“惊险文学”。比如爱伦·坡，按今天的文学类别，他既写侦探小说，也写恐怖小说。他的作品里边充满离奇恐怖的事件，甚至还有死者复活的情节。
柯南·道尔十分喜欢爱伦·坡的作品，在福尔摩斯系列之前，他就模仿爱伦·坡的风格，去写恐怖小说。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了《血字的研究》中，黑暗的夜晚、无人的房间、离奇的死亡，处处都在渲染恐怖的气氛。
但是可以说，直到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终于开始分家，恐怖小说和侦探小说虽然都常常描写死亡和犯罪，并且会渲染恐怖诡异的气氛，但是恐怖小说不太注重理性，小说中允许出现非自然的情节，而侦探小说是坚持理性的，侦探手法和最终的解答必须要合乎逻辑。
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也是福尔摩斯系列最大的魅力。柯南·道尔塑造了一个坚持用逻辑进行推理，并能解释各种奇特案件的侦探。
小说中福尔摩斯所说的“逻辑”，在逻辑学中叫作“形式逻辑”。这是一门很古老的科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发明的三段论系统，是西方逻辑史上的第一个逻辑系统，随后，斯多葛学派补充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体系，之后的一千多年，逻辑学的发展几乎没有超越这个范畴，直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学者培根和穆勒又进一步丰富了这套体系，基本形成了今天的“形式逻辑”。
福尔摩斯的推理，就是基于这套逻辑体系。推理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
归纳推理是将大量个别的事实合在一起，总结出一个普遍的事实；类比推理则是将一个事实迁移到另一个类似的情境当中。福尔摩斯最擅长的，则是演绎推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逻辑学家不需要亲眼见到或者听说过大西洋或尼亚加拉瀑布，他能从一滴水上推测出它有可能存在。所以整个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的一环，整个链条的情况就可以推想出来了。”
福尔摩斯的探案方法基本可以分成三步：第一步，收集足够多的信息；第二步，根据已知的信息，推理出所有的可能；第三步，由此行动，得出更多信息，排除掉一些可能。
举个例子，在小说《四签名》里，福尔摩斯和华生有过一次闲聊。福尔摩斯准确地推理出，华生刚刚出门去了一趟邮局，而且去邮局是为了发电报。
那福尔摩斯是怎样进行推理的呢？福尔摩斯注意到华生回来的时候，鞋上沾了一块红色的泥。他之前已经知道，只有邮局门口在修路，会有这种颜色的泥土。由此他得出结论，华生去了一趟邮局。
那华生去邮局干什么呢？福尔摩斯给出了三种猜想：第一种当然是寄信，第二种是去买邮票或者明信片，第三种则是去发电报。
于是福尔摩斯回想更多细节，一一验证每一种可能，他发现一上午华生都没有写信，而且他们的家中还有很多邮票和明信片。由此，前两种可能都被排除，他可以得出结论，华生是去邮局发电报。
排除法正是福尔摩斯演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尔摩斯有一句名言：“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后，剩下的东西，无论多么不可思议，都必定是真实的。”
而所有的这些推理，都是基于充分的信息收集。在福尔摩斯系列中，警察常常被当作能力不足的反衬角色，而警方判断失误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办案开始时，他们总希望用少量的事实，就推理出答案，之后又拒绝考虑那些和他们立场相悖的材料。用福尔摩斯的话来说，警察们“不知不觉地歪曲事实，以适应理论，而不是使理论适应事实”。
福尔摩斯的这种思考方式，与柯南·道尔的医学训练有很大关系。在后来给《福尔摩斯长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柯南·道尔写道：“经过严格的医疗诊断训练后，我觉得如果将这种一丝不苟的观察和推理方法用于破案，可能会建立起更科学的系统。”
这种完全基于事实和逻辑的思维方式，正是福尔摩斯这个人物最大的魅力所在。
结语
到这里，这本《血字的研究》其中精华的部分，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总结一下，《血字的研究》是柯南·道尔第一部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小说，讲述了一桩离奇的杀人案件。这桩案件背后，是一段跨越英美两国，前后将近四十年的情仇纠葛。
柯南·道尔原本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但是他从小就有一个文学梦，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柯南·道尔的写作生涯起步并不算顺利，《血字的研究》出版也是几经波折，但是这部小说的出版还是给柯南·道尔带来了一些机会，让他继续创作“福尔摩斯系列”。最终在几年后，福尔摩斯系列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
直到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终于开始分家。恐怖小说和侦探小说虽然都常常描写死亡和犯罪，并且会渲染恐怖诡异的气氛，但是恐怖小说不太注重理性，小说中允许出现非自然的情节，而侦探小说是坚持理性的，侦探手法和最终的解答必须要合乎逻辑。这种完全基于事实和逻辑的思维方式，正是福尔摩斯这个人物最大的魅力所在。
昆明又叫做什么
昆明又叫做什么
昆明简介
昆明市是云南省省会，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昆明是一座春光明媚，风光如画，名胜、古迹甚多的旅游城市。
昆明地处云南省中部，东经102°43’，北纬25°02’；市中心海拔1891米。昆明辖有4区1市7县，即盘龙、五华、官渡、西山4个区和安宁1市（县级市）呈贡、晋宁、富民、嵩明、宜良、石林、禄劝7个县。东与东川市、曲靖地区接壤，南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溪地区相连，西与楚雄彝族自治州毗邻，北隔金沙江与四川相望。东西最大横距140公里，南北最大纵距220公里。全市总面积15561平方公里，等于14．6个香港地区的总面积（1061．8平方公里），其中城区（五华、盘龙）30．6平方公里，郊区（官渡、西山）2050．4平方公里，市辖1市7县13182平方公里。
早在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滇池沿岸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呈贡龙潭山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就是其代表，已被命名为 “昆明人”。
战国时代（公元前286年）楚国将领庄率部入滇，在今晋宁附近建立了滇王国。
西汉（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疆域扩至云南，在滇池一带今晋城，设益州郡，蜀汉设建宁郡。爨（cuan音窜）氏据滇（公元317年——公元750年），这400多年间，爨氏把这里称作“昆川”或“昆州”。
唐代南诏时期（公元756年），此地辟为南诏国的东部，建拓东城。
大理国时期（公元937年）改拓东城为鄯部阐府。
元代（公元1254年）置“昆明千户所”，“昆明”二字，此时开始作为这里的地名。公元1274年元朝派赛典赤·瞻思丁来云南执政，改鄯阐府为中庆路。
明代（公元1381年）改中庆路为云南府。清代（公元1658年）吴三桂入滇，明末永历帝朱由榔逃亡缅甸，公元1662年吴三桂从缅甸逮回永历帝，迫其用黄绫自缢在金蝉寺（今华山西路逼死坡，寺已毁），清代仍设云南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愕、李根源等人在昆明发动了“重九起义”（1911年10月30日，农历9月9日），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废云南府，设昆明县为省辖县。
公元1915年，云南以蔡愕、唐继尧为首，发起反袁护国战争。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公元1919年设昆明市公所；1928年设昆明市政府，直至1949年12月9日原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和平起义。云南解放后至今，昆明市一直是云南省省会所在地，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原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在昆明交融荟萃，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文人墨客。明清两代尤为突出，如被发配到云南的四川新都状元杨慎（杨升庵），他经常游学昆明，著述甚多。世界远航史的创始人，七次下西洋的郑和。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兰茂，爱国诗僧担当；为官清廉。书画双绝的钱沣（钱南园）；誉满中外的大观长联作者孙髯（孙髯翁）等等。清未，废科举，办新学，派遣留学生，引进西欧和东洋文化。1923年云南第一所大学——东陆大学在昆明诞生（1934年改名为云南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内迁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化学术名流云集昆明，盛极一时。
新中国成立后，昆明的教育、卫生、科研、新闻广播等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全省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云南省高校现有16所驻昆学校即：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云南农业大学、云南民族学院、云南工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云南财贸学院、西南林学院、云南政法专科学校、云南公安专科学校、昆明冶金专科学校、昆明师范专科学校、昆明大学。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规格、门类比较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
昆明市的卫生机构和卫生技术人员发展提高很快，已成为全省的医疗中心，据截止1997年末统计，全市有各种卫生事业机构2205个，床位23937张，人员39698人。昆明地区平均每千人口有床位6．2张（其中城市为10．2张，农村为2．2张）；卫生专业人员10．34人（卫生技术人员8．2人，医生3．97人、护师（士）2．55人），居全省平均水平之首。
昆明的科研单位有269个，成为全省的科研基地和技术试验、示范、推广，交流的中心。其科研机构门类较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如植物、动物、有色金属、贵金属，烟草、药物、天文、生物工程、地质，地震等，在促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和推动全省经济建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昆明市是全省新闻、广播、电视、出版发行的中心，全省报刊杂志有半数以上在昆明编辑发行。1997年，全市播出广播新闻11000余条，电视新闻6500余条，制作专题70多部。形成了以昆明人民广播电台、昆明电视台、昆明有线电视台、昆明日报等机构为代表的市级新闻网络。
全市现有省、市文化艺术表演团体15个，还有一些业余文艺团体，主要剧种有滇剧、京剧、花灯、话剧、歌舞、曲艺等等。
坐落在市中心的云南省博物馆，珍藏着从五十年代以来先后在全省各地发掘出土的历史文物，这些文物展示了各个时期灿烂的滇文化。其中在晋宁石寨山发掘的滇王金印，是珍贵的国宝之一。另外还展示出全省各少数民族的民情和民俗。
历史上一代美人杨贵妃是怎么死的？杨贵妃到底是被谁杀害的？
杨贵妃是中国唐朝时期的一位美人，在当时的唐朝还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话说当时的杨贵妃虽然长得肥，但是还是当时古代的四大美人之一，深得当时皇帝唐玄宗的喜欢，不仅如此，唐玄宗恨不得把自己所有好的东西都给杨贵妃，杨贵妃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那么，最后杨贵妃的死也是人们舆论的焦点，到底杨贵妃是怎么死的?杨贵妃被谁杀害的?具体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杨贵妃死于马嵬坡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是，杨贵妃魂归离恨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被谁杀死的，诗家有不同的说法。
杜甫与白居易观点相反
杜甫名诗《北征》最后一节，写到“马嵬事变”：“忆昔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从其中“中自诛褒妲”一句看，杜甫似乎是说，杨贵妃是被唐玄宗亲自下令处死的。
刘禹锡《马嵬行》诗转述当地小孩子的说法：“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具体细节是：“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贵人饮金屑，倏忽舜英暮。”意思是，唐明皇在军人的逼迫下，不得已(请特别注意“舍”字)用内含金屑的毒酒赐死杨贵妃。
白居易《长恨歌》叙述唐明皇带着杨贵妃逃至“西出都门百余里”的马嵬驿时，“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显然，白居易认为，杨贵妃是被扈从军人处死的。
郑畋《马嵬坡》诗是这样写的：“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诗中虽然说唐明皇难以忘怀杨贵妃，但主要内容是：拿南朝陈后主(隋军攻占南京时，他跟妃子张丽华、孔贵嫔一起躲在景阳宫一口枯井里)作反衬，说明唐明皇圣明，能够在危急时刻，为了国家利益，下令处死自己宠爱的妃子。
这几首诗，都是唐人咏“马嵬事变”的名诗。他们的观点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派：杜甫、郑畋似乎认为，唐明皇在处死杨贵妃一事上是主动的;白居易强调扈从军人(六军)的作用，没提唐明皇的作用;刘禹锡介于两者之间，既强调了军人的作用，也没有忽略唐明皇的作用。
那么，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呢?
史书说得也含糊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引魏泰《隐居诗话》，对刘禹锡、白居易的观点、措辞很不以为然。魏泰特别赞赏杜甫的说法，因为它肯定了唐明皇能够吸取夏商末代君主的失败教训，“畏天悔过，赐妃子以死”。至于郑畋的《马嵬坡》，意思倒是没错，但是，“词句凡下，比托无状”，不值得一说。
今人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一书中，完全不同意魏泰“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的观点。他认为，魏泰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他认为：这几首诗中，白居易写得最好，因为“写出了事实的真相，写出了唐明皇无可奈何的心情，也写出了在危急时牺牲杨贵妃的丑恶表现”;刘禹锡写得不如白居易，“刘虽然也写了事实，但他用‘妖姬’两字，具有‘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点”“郑畋歌颂唐明皇是圣明天子，违反官军迫死杨贵妃的事实，是不对的”“杜甫还要替唐明皇美化，写得最不行”。
我认为，周振甫先生的观点，也未免带有时代的烙印。其实，孰是孰非的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首先，杨贵妃被处死，原本就是多方作用的结果;其次，史书记载也颇含糊，不见得是诗人们故意歪曲;再次，评论诗歌好坏，不能简单依据是否反映了自己认为的所谓“事实”，还应该考虑到写作的时代背景等情况。例如，杜甫写《北征》一诗，时当“安史”乱中，肯定唐明皇“中自诛褒妲”，或许有勉励君王、激励斗志的用意。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云：“在当时危急存亡的情况下，把皇帝说成一个昏君，便要影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情绪……”此说有理。事实上，杜甫也并非真的认为，杨贵妃就是唐明皇亲自处死的上引《北征》诗句，接着还有“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几句。杜甫特意提到当时兵谏主事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并给他如此崇高的评价。可见，杜甫并没有丝毫抹杀军人作用的意思。他只不过是把话说得委婉一些，艺术一些罢了。
自作孽不可活
其实，杨贵妃的被缢杀，直接原因固然是马嵬坡禁军兵谏和玄宗许可两个。但是，祸根早已种下。对此，新旧《唐书》里的《杨贵妃传》都有所透露。
《旧唐书》云：“及禄山反，露檄数国忠之罪。河北盗起，玄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国忠大惧，诸杨聚哭，贵妃衔土陈请，帝遂不行内禅……”《新唐书》云：“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且指言妃及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抚军，因禅位，诸杨大惧。哭于廷。国忠入白妃，妃衔块请死，帝意沮，乃止……”
根据新旧《唐书》的如上记载，我们知道：杨贵妃之死，曾经百般讨好她的“干儿子”安禄山是重要有力的推手;后来(公元756年)在灵武继位的太子李亨(唐肃宗)，有可能是“马嵬事变”里诛杀杨贵妃的幕后操手。
不过，归根结底，杨贵妃的悲剧，根源还在于她那位臭名昭著的堂哥杨国忠的多行不义，在于她及其姊妹的不懂得谨言慎行，明哲保身。还是应了那句古语：“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杨国忠、杨贵妃兄妹，早在“马嵬事变”之前，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只要玄宗一退，没有人能再罩着他们，他们犯下的罪孽，造成的祸害，立刻就会遭到清算，末日就会到来。
吴三桂真的杀了朱由榔吗？
公元1662年，吴三桂进兵缅甸，向缅甸国王索取朱由榔，缅甸国王哇达姆摩刚弑兄自立，内部不稳，无力与吴三桂对抗，只得答应吴三桂的请求，发兵3000，围住朱由榔的住所，假称要与朱由榔盟誓，要他的随从出屋饮咒水。他的随从次第而出，一个个被杀，共死42人。朱由榔自知难以脱身，哭着写信给吴三桂，斥责了吴三桂叛明助清，忘恩负义。最后他却又说，我如今兵衰力弱，命运悬在你的手中，倘若能留我一条活命，我什么东西都愿意给你。吴三桂不允，仍加紧向缅甸国王催索。缅甸国王派兵士把朱由榔连人带座地抬到吴三桂军营，眷属25人哭着相随。吴三桂将他押回云南，拘禁于昆明。吴三桂担心如将他押送北京，中途有被反清人士劫夺的危险，经清廷批准，于4月14日，将朱由榔及其眷属25人押到昆明篦子坡绞死，从此，篦子坡改名为迫死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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