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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及其经典著作的尝试论述发展历程,以及《孙子兵法》的科学价值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1、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2、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3、充实提高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汉~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4、系统完善时期：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辽宋~清朝(前期)。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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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的科学价值
1、《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还早2300年。
2、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患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书中不少计名、典故，在中国也是妇孺皆知。《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过哪些时期？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1、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2、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3、充实提高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汉~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4、系统完善时期：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辽宋~清朝(前期)。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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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的科学价值
1、《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还早2300年。
2、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患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书中不少计名、典故，在中国也是妇孺皆知。《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几个阶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1、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2、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3、充实提高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汉~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4、系统完善时期：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辽宋~清朝(前期)。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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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的科学价值
1、《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还早2300年。
2、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患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书中不少计名、典故，在中国也是妇孺皆知。《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企业人物-王恒堆
2006年4月，金鹰国际将迎来14周年诞辰，金鹰购物也将迎来10周年司庆。金鹰在南京从房地产起家，由打造标志性建筑–金鹰国际商城开始，经过十四年的发展，金鹰国际积极涉足房地产、软件、汽车营销等多个经营领域，热心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已成长为大型多元化外资企业集团。
金鹰从起家到腾飞，有一个人见证并参与了它十四年发展的整个历程。2006年3月31日，记者对金鹰国际集团董事长王恒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金鹰国际的发展历程。当初，金鹰国际选择在南京发展，主要看中了这个城市的哪一点？14年的励精图治，金鹰国际成长为大型多元化外资企业集团，就您的经历而言，您觉得，外资企业的发展，最需要当地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支持，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应该如何协调共进？
王恒：金鹰国际在南京已经十四年了。当时选择江苏南京的主要原因是：江苏在中国历史上是富庶的大省，作为江苏的省会、长三角重要城市的南京，发展空间非常大。同时，适逢南京有一个建造国际化大都市标志建筑的重点项目，这个机会对于我们当时在海外的房地产从业者来说，是一个不可错失的良机。抓住并利用好这个机遇，既符合南京的需要，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实现个人抱负。
我觉得企业与政府之间，如果关系融洽的话，企业就可以了解掌握当地的政治、人文的方向与动态，在发展过程中，就可以少走弯路，迅速地看到预期目标，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记得在1993年宏观调控的时候，形势对房地产业而言非常严峻。当时，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对我们企业不仅给予许多鼓励，在实际的工作，比如招商引资方面也不遗余力。政府不但帮助企业宣传，为投资牵线搭桥，在资金的解决方面也有明确的做法。政府的支持对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进化、经济改革发展到今天，我觉得现代企业与政府更应该注意的是：企业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政府给予企业更开放、更有法制的平台。这才是企业与政府更合理的关系；企业注意社会效益与影响，多纳税，政府在法制建设、市场开放方面做到服务性政府的职能，这才是更好的工作方法。
记者：14年来，金鹰集团的产业囊括房产、商业连锁、贸易流通、汽车等方面，形成一个强大的产业链，这些产业分别在集团的发展扮演了何种角色，产业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促进与实现共赢的？
王恒：金鹰集团是由房地产起家的，也是由打造标志性建筑金鹰国际商城开始的，所以房地产是我们的主业。我们一直在积极推进房地产事业，房地产下的分支单位，比如物业管理、装修公司等都已经成长为国家一级资质的优秀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的房地产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支撑点也在不断增多，已经不是单一的盖房子、卖房子，而是在长期竞争、长期营运管理及品牌服务方面都有成长。今天的金鹰购物中心的规模已经达到大部分上市，还有一部分在整理之后将陆续并入商业连锁。
回顾这十余年来的努力，我们最骄傲的就是”顾客忠诚度”，即回头客，这是我们的企业特色。根据我们的POS与ERP系统统计，我们的VIP卡（即老客户）消费达到整个消费总额的57%，也就是说十笔交易中有近六笔是老客户在消费，而一般商业企业做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就已经算是突出了。
我认为贸易与汽车服务是朝阳产业，如何运用公司的服务特性和品牌效应，来切入到更广大的发展空间，这是值得关注的方向。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共性，即都是服务性的，都是在创造价值的，都是着重于第三产业发展的。那么，我们的第三产业如何在江苏乃至全国的发展中，融入当前国家的相关政策呢？我认为，当前，我们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比较滞后的，但假如我们有品牌、有创造的能力，在这方面反而是有比较充裕的发展空间的，反而是可以长期经营、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们非常专注于如何提升价值、提高服务，如何把我们的企业形象品牌与实际的服务联系起来。我们有一个口号：比承诺做得更好。这就把我们提升价值与提高服务的理念，充分发挥在了我们所涉足的第三产业方面。
记者：金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曾经考虑过发展高科技产业，为什么后来在这一块似乎有所放弃或者说是有所收缩呢？
王恒：我们非常专注于切实地考虑我们的优势、劣势、机会，以及竞争所遭遇的威胁。在高科技发展方面，我们原来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面，一是医药一是软件。软件发展现在形势还是比较好的，它的影响力和业绩都是比较优秀的；而在医药方面，我们考虑到自身的能力和专业的实际情况，金鹰医药还是并入到新百医药比较好。金鹰医药原来是做研发的，新百是做制造的，我们觉得如果制造的规划与厚实度已经成型的话，并不是什么都是要并入到”金鹰”中的。金鹰医药并入到新百制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一来，有利于金鹰制药的完整性，同时，在研发、制造和销售等方面都能形成一体化，并入所发挥的作用要比金鹰制药单独在科技公司里大得多。
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我们会持续关注。但是，在寻找机会，发挥本身优势方面，我们应该做完全的评估，而不是为做科技而做科技。
记者：此次金鹰商贸为什么选择在香港上市，而不是在上海或深圳？香港上市使金鹰的资本运作赢得了一场胜利，对比以前在境内的资本运作，您有何感想？
王恒：2005年，香港被评为国际资本运行最自由的城市，在这个评价上，它超越了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以及日本的东京。一个市场的形成是经年累积的结果。香港是个自由港，有充足的专业人员，从投资银行，到法律、税收等方面都有基本的优势。香港的资本运行环境是比较开放、公平的。这种运作方式的市场给了金鹰商贸集团最大的空间。这次在香港上市，不仅在当地有很多投资者，甚至全世界各国关注香港市场的机构投资者，都对金鹰非常关注非常支持。
香港的市场非常大，有多大的价值，就可以融多少资金。相比较而言，国内的资本运作，特别是上市公司，还没有完全走出分配制，还有一定的地区、名额、政策方面的限制，对我们这种以业绩来考虑价值的企业来说，香港可能更合适一些。
记者：金鹰国际发展到今天，在企业管理、人才引进等方面肯定有自己独到的经验，请您谈一谈。此外，一个缺乏创新的企业很难谈生长、成长，更难谈发展，金鹰集团围绕创新这个平台做了哪些文章？
王恒：金鹰集团发展到今天，最大的投入是在”团队作业”，最大的优势也是在”团队作业”。我们集团现在有27个公司，它们都已经进入到集体发挥、团队发挥的阶段。不管是在企业管理还是在人才引进方面，我们都提倡要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一个不断进步成长的团队作业方式下进行，让企业和人才都能够得到发展。具体的说，公司的老总不需要是全才，但一定要是一个能够融合各个专业，让别人发挥的人。他必然要是一个好的领队。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创新，已经从十年前的科技创新、比如当时流行的ERP系统的管理创新、IT平台的创新、网站的介入等，进入到另一种创新，即让管理者在组织架构上实现创新。管理者不能以一种单一的严格管理，或者说中央集权式的方式来发挥效益，他应该在扁平化管理方面，在团队作用的情况下，从引进培养人员，公平评比人才等处来提升团队的整体素质。我觉得我们最近三年来的创新，最有效的成果是形成了”团队作业”。
记者：金鹰国际一直致力于公益建设，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据了解，今年金鹰司庆活动仍将以”笃行慈善，普济大众”为主旨，您认为企业在赚钱的同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和企业品牌的竞争力又有什么联系？
王恒：我认为融入社会，致力于公益事业建设，对内对外都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对外，群众或者社会最能接受的宣传，实际上是公益方面的宣传，而不是”老王卖瓜”式的广告宣传；对内，假如在企业文化中，加入诸如同情心，喜悦心，爱心等元素，一定会使员工对企业产生很大的向心力。开展公益活动的这一过程，也会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我们每年很多的公益活动基本上都是工会和员工的自动自发，而不是经过企业领导的要求产生的，比如冬令救济、助残等，都是自发性的。公益事业一定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我们从一九九二年，首次用没有举办庆典活动所节余的资金建立了建邺区残疾人活动中心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弱势群体。我们企业的定位形象都是高端的，为相对比较富裕的层次服务，为了更好的融入社会，我们需要一种平衡，因此我们从开始就注意在多雇佣残疾人的员工，多照顾他们的家属，在资助盲校等特殊教育方面，多做一些善举，表现我们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和爱护。
此外，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美国的比尔·盖茨一个人可以建立三百亿美元的慈善基金，而我国的基金会向社会提供的资助一年只有六十几亿人民币，这种巨大的反差，应该促使我们每个人好好思考。我觉得改变这种现象最好的方法还是鼓励慈善事业，鼓励建立民间的慈善基金。通过这种基金的建立，慈善基金直接用于社会，也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浪费。
记者： 能否透露一下金鹰国际的下一步发展战略是什么？金鹰国际未来的目标锁定在哪里，面对竞争的国际化，将如何迎接挑战？
王恒：在商业企业的全球化过程中，每个市场都会打开。我们经营的地区，现在主要在江苏，下一步一定是在全国。因此，如何维持我们的地位，变成我们所从事的行业的佼佼者，这是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好的。
因此，如何准确地看待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行业应该坚持，什么行业应该退出，这是我们发展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金鹰对国际的情况比较熟悉。在我们的房地产业、流通产业、商贸产业中，我们非常关注本身的定位和努力的方向。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所从事的行业变成全国的佼佼者，在我们的同行中最具竞争力。我觉得同行的竞争是社会进化的必然，我们应该欢迎国外竞争者的介入。唯有竞争才能进步，唯有竞争才能使广大消费者获得实利。保护是不能持久的，只能保护落后。
如果把眼光再放得长远一点，我坚信未来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的企业会走出去，那时候，诸如”中国的企业控股世界最知名百货公司”不再会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或新闻。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巩固好在中国的市场，增强我们的竞争能力的阶段，而下一步，对我们的继任者来说,他们还是应该有放眼全球的思路和策略，他们应该考虑在技术上，在策略上，在全球性上如何去突破，实现怎样的格局。
记者：您认为，目前金鹰在国内商贸领域中，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和位置？
王恒：我觉得中国的市场目前不是落后的问题，或者是与国外有什么差距的问题，而是从业人员如何提高服务概念，来切合消费者需求的问题。这是国内外同行都在探讨的问题。中国各阶层的需求市场是非常广大的，中国的持续性发展已是公认的既有事实，这种趋势是不可挡的。在这样良好的市场发展的前提下，每一个从业人员应该针对市场，针对自身的发展，研究出最贴切的做法。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后台，从POS系统到对客服务的CRM，我们做了一套很完整的ERP系统，在我们连锁上会发挥很大优势，它会告诉我，我们的供应商是谁，每个人的薪水是多少，怎样分析资料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ERP系统或许在技术上比不上沃尔玛，但是在对客服务上，在网站对客交流上，我们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但在某一个特定地区、某一个特殊市场，这些系统是否是最有效的呢，这不能下定论。温总理提出来，很多的流通消费应该走到农村去，苏果的模式我觉得非常好，不需要做太多的IT，但是它很切实有效地把物流做到各个布点中，产生应有效果。我觉得中国的商业不需要百分之百地模仿先进性，外国很多知名的百货公司也在慢慢衰退。
记者：中国的企业，怎样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真正实现”产业报国”的理想。和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最短缺的一块是哪里，请谈谈您的见解。
王恒：我们说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看公司的架构、策略和定位是不是在”可持续”上做文章。很多企业家包括我在内，有时仍然会做出一些短期性的决策。这几年我们反思的结果就是，要做到可持续性有几点是必须要注意的：
第一，要考虑企业结构是不是可持续的。有哪些部分，哪些核心是考虑到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有哪些是在打基础，得到获利能力来支撑可持续的，在结构上，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其次，要考虑团队作用是不是有可持续性。团队作用对企业最重要的。我们要考虑能不能建立团队，谁来继承，继续经营，有没有办法脱离个人或家族式的管理，这些可能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假如有透明的、开放的，不自我限制的机制或理念的话，可持续的发挥会更充分。举例来说，我个人的背景是房地产与商业，但我有意愿在高科技上发展，我的能力和专注力可能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假如是团队作业，我们明确了高科技产业也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之后，就可以在人员配置、组织架构上做出相应的决策。假如个人意愿过于强烈，只涉足个人熟悉的领域，就会忽略别的环节。
所以，我想，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的融资上市，相对于资金，最需要解决的还是持续发展。我认为这其中有几个要点：
第一、一定要透明。与员工不透明，与投资者不透明，就没有支撑点；第二、一定要开放。开放就是创新的一部分。对中国企业而言，某一项的创新或改进，都比不上在组织架构上实现开放。开放，才是中国企业的瓶颈。开放度不够，才是国内企业难以与国外竞争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还有许多保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强势的领导与个人决策，也许可以与国外企业打个平手，但是再过几年，问题会越来越复杂。
记者：这几年，在商业流通领域出现了一种现象：老牌的国营企业在渐渐淡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民营企业，您对这个现象如何看?
王恒：对任何一个企业而言，如果缺乏创新，特别是机制上的创新，要想获得有效的竞争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等到成为别人的目标时，自己还没有进步，必将被超越。企业的动力在哪里，竞争机制在哪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很多老的企业都要做出改变。
（来源：新华网江苏频道）
